在西安，农民工给陕西省第八建筑工程公司寄新年贺卡，“祝你快乐”，道出讨薪本意（《华商报》1月25日）。受此启发，元月30日，西安又有农民工送“锦旗”讨薪，两面锦旗上分别写着“感谢2005年为我们提供工作”和“2005年工程早已完成，我们的工钱您还记得吗？”

　　贺卡讨薪、锦旗讨薪，均可以定性为“温情讨薪”。积极地看，都是“以情动人、以理服人、守法维权”，显示了农民工素质和创造力。但消极方面不容忽视，理性过度，近乎乞求，尽管也算是讽刺，但此举却是“欠钱是大爷”的民工版，是黑色幽默。

　　在“温情讨薪”之前是“过激讨薪”。跳楼、罢工、绑架、堵路、女工脱衣等等。这些不理性的行为确实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，但也带来诸多悲剧，其不利稳定的成分越来越明显。有的地方曾以“恶意讨薪”定性，公众对“讨薪秀”似乎越来越淡漠。在舆论与执法等多重作用下，不同程度地减弱了过激讨薪的势头。尽管主流看法依然是同情，但同情中有了更多理智的判断。

　　如今，“讨薪艺术”越来越高明，但均是处于“量变”，因为，无论什么模式，个体或群体讨薪，农民工都处于弱势；依法维权或依法讨薪渠道不畅通、不完善；农民工与舆论无形中形成了“讨薪同盟”；而且，最好的结局是如数发了薪水，拖欠者几乎没有付出什么代价。可以说，这些方面的“互动”，是讨薪“经久不衰”的内因。

　　怎样才是“质变”呢？是农民工理直气壮、方便快捷地讨薪，因为一旦法规健全，企业老板就不敢也不愿欠薪，舆论则侧重于讨薪之前之后的“围追堵截”。如此，农民工就会把“创造力”移到其他方面，比如建设都市文明。法制或执法前进一小步，农民工讨薪模式前进一大步，不是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