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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前，新疆的石河子大学章承永（化名）先生因毕业证造假，隐瞒了22年后终于“东窗事发”，学校对其作出的惩罚是：行政记大过处分；撤销高等学校教师资格、收缴其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；撤销副教授的任职资格，解除专业技术职务聘约。与之类似的则是清华大学的刘辉先生因履历造假被清华大学开除。
我们在怀疑章承永先生和刘辉先生道德水准的同时，也在为高校的失察感到遗憾，当然，更为高校果然较真对当事者作出“惩罚”而称许。但更为重要的是，上述事件的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是高校录取人才的文凭化取向。所谓是人造制度，制度弄人。 文凭化所反映的是规则社会的情况，与之相对应的是“熟人”社会。
“熟人”社会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在相互熟悉的基础上选拔好的人才，这一点也恰恰成为它的致命弱点，因为它会导致任人唯亲，这也成为它本身的“潜规则”。规则社会要革除的便是特权，是人治，它反对任人唯亲以及相应的腐败行为。但规则社会也有容易扼杀个性的弊端，比如一刀切.
文凭化的好处在于，它可以为高校的准入树立一种标准，这种标准最便于操作特别是对外行人来说也最容易理解，所以现实中用人单位在录用人才时都要求某某学历等。这样的标准可以阻止一些无学历也没水平的人进入，但也会把达不到学历标准而又有真才实学的人拒之门外。
从上面的分析看来，之所以文凭化，主要在于高校与人才之间的陌生关系，而对之熟悉又是需要成本的。在一定程度上高校不愿意也没有时间去熟悉人才，因此文凭、相关履历、发表论文数量便成了衡量人才质量的标准。这些硬性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反映了求职者的水平，但二者并没有放之人海而皆准的一一对应的关系。
要解决上述困难，即如何在不违背规则的情况下，发现真正的人才，关键的方法是树立同行评议制度，让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进行推荐。当然，这专家也不能是仅仅用文凭、相关履历、发表论文数量这些硬性指标堆砌成的，而必须具有同行公认的道德威望和学术水平，这样，评价的标准由同行评议制度自主掌握，国家和用人单位不必干涉。高校只需支付必要的报酬。这样的方法可以先在部分高校试行，在实践中慢慢摸索经验，并最终形成一种制度。它不但可以找到优秀的人才，而且对于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都是大有裨益的，最为重要的是，它可以为从事学术的人树立好的学风，无法弄虚作假。也就是说，本文开头的案例给我们敲响的文凭化录取人才的警钟，单靠“严厉惩罚”可治一事可罚一人却是不治本的。
不久前，经杨玉圣先生介绍，谢泳先生从山西《黄河》副主编到厦门大学任教，谢只有一个师专英语专业毕业的学历，依我“小人”之心的推测，这可能是杨玉圣先生推荐谢到法大而碰壁的主要原因。
就一个大学特别是其领导而言，得天下英才而使之发挥能力是一大乐事。但当前衡量一个大学的实力主要是看其校园面积、招生人数、有多少国家级实验室，多少教授、中青年教授比例、博士学位者比例、多少篇论文和专著等等，很少有衡量比如某个教师在某领域的独创性贡献，对学术的传承和发展公认的贡献等方面的标准。在此角度上，谢泳被聘尤显其意义。
大学即有大师非有大楼之谓的名言，我想任何一个受过人文教育的人都是耳熟能详的。但关键是落实。因此，对大学特别是大学领导来说，由谁去界定大师以及让大师走进大学才是至关重要的。
陈寅恪先生入清华大学国学院的故事应是最好的例证。推荐他的是梁启超先生和吴宓先生。尽管陈当时年仅26岁，且无博士学位和著作，但陈顺利进入清华，并且是唯一一位人未到任，就提前预付薪水的教授。
这个问题进一步来说，则是自主办学的问题。上个世纪的北大之所以被称为“兼容并包”，主要就是因其办学的自主性，因学术独立、学术自由、教授治校、唯才是用而当此名。
与谢泳被聘相类似且更早一些的是邓正来先生加盟吉林大学。二人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本专业领域的佼佼者，在本专业领域都做出了相应的贡献，是所谓人才。但不同的是，与谢相比，邓的学历较高，且由吉大的党委书记亲自相请。另外，邓加盟吉大还提出一些条件，如在吉大工作期间，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和任何实质性的带“长”的职务，只从事指导法学理论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工作，这一点值得所有学人致敬和思考。而吉林大学完全同意这些条件，支持邓一如既往地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和自由思考，这一点又值得所有大学领导致敬和思考。
最后，我们最为期待的是诸如此类的事件会越来越多，并能达到一种双赢局面。表面上受益的是双方，实际上更大的受益者乃是学生以及中国的学术和教育事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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